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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悦说得容易，温慎行做起来却没那麽简单。

    顾锦言道歉後就开始不再躲着温慎行了。房门不再永远紧闭，而是轻轻靠着，到了吃饭时间也会来敲温慎行的房门，然後两个人一起上桌吃饭。

    但他依然一句话都不和温慎行说。别说是拿笔，他甚至开始不再随时备好纸笔，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

    温慎行当然依旧把那本笔记本带在身上。就算顾锦言直接用行动表示他无话可说，温慎行也觉得自己应该道歉。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他对顾锦言使用手语这件事情冒犯到人了。

    他不知道顾锦言为什麽生气，随便道歉感觉反而更没诚意。想知道顾锦言到底为什麽生气，就势必得开口问。

    但要怎麽问？直接写「你为什麽生我的气」然後拿给顾锦言看吗？这麽做虽然最简单直接，可温慎行的脸皮还不够厚。说起来他根本没跟人有过不愉快，因为他从来不会和谁过从甚密，更别说发生什麽摩擦。

    礼拜四，收到顾锦言那张道歉纸条後的第三天，温慎行再也憋不住了，他在吃晚饭时递到顾锦言眼前的笔记本上写着：你还生气吗？

    他很努力维持着稀松平常的镇定神情，希望看上去自然一点，就像当初顾锦言问他还发不发烧那样。

    还以为顾锦言只会用点头或摇头回应，他却放下了筷子，左手向温慎行要过了笔，接着写：我没有生气。

    顾锦言把笔放在笔记本上一道推了回来，拿着碗筷起身离席。

    就这反应，是要他怎麽有脸问顾锦言到底为什麽不开心？温慎行很无奈。

    到了礼拜五下午，他一在手语社社办里坐下，李悦立刻关心了这件事。

    他不知道是李悦特别贴心，一直惦记着他说过的话，还是他把自己的心情都写在了脸上，有眼睛而且没瞎的人都看得出来。

    但他只和李悦说没事，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也不知道说的是他还是顾锦言，也许都是。

    那次社团课，温慎行和李悦一起研读了那本书的第二和第三章。他没有再让李悦教他别的手语，李悦也没有提。

    温慎行用读书塞满了剩余的周五和周六，不是去市立图书馆就是咖啡厅，总之就是不待在家。

    与其像现在这样，他还宁愿顾锦言继续躲着他，那他就不会察觉到顾锦言把他们之间那条不可跨越的界线加得多粗多深。

    礼拜日，他也照样一大早就出了门，背着的书包里一本参考书都没装。

    温慎行在每天早上上学时会去的同个公车站上了不同班车，途中下车换搭另一班，最後在邻近山脚下的市郊下了车。

    这里严格说起来还算是市区内，不过已是非常边陲的地带。没有繁华的大楼，只有几栋破旧的小公寓。

    他下车後就熟门熟路地往右转，在巷口处再往左拐，走进了巷子里那家金纸行。老板娘早就认识他了，问都不必问就拿了一捆金纸出来给他。温慎行同样不必问价格，从钱包里拿了刚好的金额出来。

    买好了金纸，他又到附近的水果行买了一些橘子、苹果等天热也不容易坏的水果，付过钱装进背包里後就去山脚下等公车。

    他母亲是在一个礼拜日下午过世的。今天是她走後第五周，她的五七。

    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吗，温慎行垂下眼想。

    那时前来帮他母亲诵经祈福的师父说过，现在做七，或者说作旬的人不像以前那麽多了。每七天就要办一场法事对很多家庭来说都是劳神伤财，大家多半只会办到告别式，等到清明或忌日等时节才会再去扫墓祭祀。

    就算有顾锦言付钱，温慎行也不可能每周都为母亲办盛大的法事。他知道做七就如其名，一共有七场法事，还会分别由不同身份的人来出资主持。光是告别式就只有他一个人、陪同的社工师和她几个有情有义的同事参加了，哪可能找得到那麽多人来做七。温慎行不只不想铺张，也铺张不起来。

    师父说过这种事有心最重要。温慎行自认在母亲生前做得不多，在她走後能做的也不多，那就至少头七、二七、三七，一直到尾七，还有那之後的清明节、她的生日和忌日，他都要来看她。

    他母亲的塔位买在山上的一间小佛寺里。开上山的公车特别小台，也特别少，每个小时只有一班。他出门时算过了时间，只在候车亭坐了十五分钟就等到了。

    车上乘客很少，寥寥四五人，到小佛寺那站时甚至只剩下了温慎行。他下了车，熟门熟路地走过寺门，和正殿里的尼姑们点头打了个招呼，尔後直接走往後头的小庙，他母亲就在那里。

    来这里的人很少，通常只有他一个人，今天的供桌上却已经摆了一份金纸和一份糕点，温慎行为此有些意外。

    他把背包放在一旁的板凳上，从里头拿出水果走往清洗和整理供品的专用水槽，简单冲洗一遍後放上敬果盘，拿着回到供桌前摆好。